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承办：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编：吴良镛
副主编：王静霞
执行主编：石楠
杂志社经理：李林
责任编辑：王文彤 潘斌 刘聪
平面设计：边秀花
出版：《城市规划》杂志社有限
公司
订购: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市399信箱)
国内统一刊号：CN 11-2378/TU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2-1329
广告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第
8167号
邮局报刊发行代号：82-72
定价：￥38.00
为了更好推进城市产业空间更新实践，研究立足产业生态系统理论对当前城市更新实践进行了理性反思，从全面、系统、联系的新视角提出了“工业安置房”这一全新更新理念和模式。以苏州产业更新安置实践为研究对象，发现当前产业更新实践中普遍采用的货币安置模式给政府和企业双方均带来了愈发明显的负担与阻力，成为了阻碍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约束性环节。当前，苏州各地出现了一些“类实物安置”的探索，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工业安置房”存在的必要性和应具备的重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工业安置房规划建设总体策略，提出了规划建设目标、基本形式与规划建设原则、空间选址策略、空间供给策略和空间运营策略。
建成环境对于通学方式选择的影响较为复杂。本文从三大概念模型核心作用机制出发，基于P-P矩阵框架与共现网络关系构建指标体系。然后通过两轮交互检验的问卷调查，对核心机制适应性和指标体系科学性加以实证。研究发现：家长态度和儿童意愿是二者之间的中介因素，并受到家长陪护的调节。一二级指标中的安全性及其对应的交通安全、邻里安全和设施安全更被看重，其次是基础设施完整性。在三级指标中，学校区位、机动交通(速度、流量和事故率)、主干道比例及交叉口设施的关注度更高。结合就近入学显著性影响来看，邻近性“影响较小”却“十分重要”。舒适度与吸引力及相关因子的关注度较低，但潜在影响与协同作用还需更多研究证实。
由于尺度的不对称，大都市区低层级政府推动跨界治理的过程受到制约。以深圳南山区和香港为例，发现非对称尺度的跨界治理存在两个过程，其一是政府间的纵向尺度重构以促进跨界资本和人才流动；其二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间的横向多中心治理以服务跨界人才“安居”和“乐业”所需。且伴随各个过程分别存在特殊政策产业园区、基层社区服务中心、专业化服务平台和生活性服务场所作为空间载体。最后提出应当遵循以尺度重构发挥各层级政府优势、以多中心治理稳固跨界合作根基、以平台载体建设服务跨界要素等具体路径，从而推动大都市区非对称尺度的跨界治理。
英国自1909年开始探索规划得益机制，深刻影响1947年土地开发权国有化，为后续的涨价归公奠定了法理基础。介绍英国规划得益制度的历史发展以及现行制度工具，回顾英国伦敦国王十字地区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展的片区更新实践，分析其多元发展目标的实施情况，重点是土地增值收益在社区层面的公共还原机制。总结规划得益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还原对象(公共利益)的识别、基于目标而非指标的公共还原内容的界定及落实规划义务的重要工具“开发协议”等，为我国城市更新实践与规划得益制度提出优化建议。
历史街区与其邻近地区具有密切的空间、功能关联。既有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方法多以应对快速城市化建设冲击和缓解街区传统功能衰退为导向，聚焦历史街区本体层面的空间保护与功能发展，轻忽街区与邻近地区的共生联系，易造成历史街区空间、功能“孤岛化”问题，不利于其融入城市整体发展。本文引入遗产保护整体性思想和共生理论，以历史街区与其邻近地区为共生单元，探索解析两种空间场域在功能、交通、设施、文化等方面的共生关联，并据此归纳出博弈共生、嵌入共生、耦合共生三种共生模式，提出竞合协同、触媒活化、边缘织补三种协同更新路径，以期为我国历史街区保护更新研究、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相对贫困问题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城市内部相对贫困人群集聚的空间，是城市高质量更新和人居环境改善的重点地区。如何有效识别此类空间?传统的社会经济统计、人口普查数据更新周期长，城市多源数据种类和覆盖范围有限，且它们与城市建成环境特征关联度不大，不能为人居环境高质量更新提供研判基础。街道图像数据更新周期短且覆盖尺度小，能及时有效地反映出街道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建成环境特征。本研究以广州市中心城区79个街道813个居委会为案例，尝试辅助利用多源大数据，基于结果导向的卷积神经网络对海量街景图片进行深度学习，构建居委会尺度下的相对贫困空间识别与预测模型，实证表明该方法具备较好的可行性。本研究有助于高质量城市更新地块甄别，有针对性地制定精细化更新空间政策。
在新一代多模态、可解释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人机交互的数字化城市设计正孕育着大量新的发展可能。本文在第四代城市设计范式内，探讨了基于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混合现实为核心的智能化城市设计方法，提出了“感知—推演—生成—仿真”的探索，感知包括街景、人群行为和城市意象等的采集感知；推演涉及发展需求、格局结构和形态等的预判决策；生成包括设施布局、三维场景等的生成与优化；仿真包括空间模型、人体舒适度和行为活动的交互验证。在此基础上，结合南京中央路城市设计案例，展现智能技术在城市设计中的革新尝试，为城市设计的科学性和人本性提升提供参考。
他组织与自组织是规划设计学科的经久命题，城市设计领域中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基于二者辩证统一关系的方法论研究，目前仍较为稀缺。在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自组织结构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凸显，值得深入探讨。本文通过对结构化原理、空间发展模式、适用性及问题优势的系统剖析和比较，提出复杂系统视野下以自发性秩序构建为核心的规划设计观，进而初步建立起能融合两种范式的“开放框架”思维模型，包括其内涵本质、内容构成和基本特征，作为一种城市设计的底层逻辑。最后结合若干设计实践，进一步阐述该模型在不同尺度和类型中的方法应用，以期为既有设计范式提供一种知识拓展和修正的可能性。
中国城市的职住空间关系在过去20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本文以超大城市北京为例，基于第五、六、七次人口普查分乡镇街道的居住人口和同期经济基本单元普查中的就业人口数据，采取GIS空间分析法识别了首都市域范围内的居住与就业空间特征，揭示了2000年以来不同年代的职住空间变化规律。分析结果显示，居住人口离心分散的居住郊区化趋势愈发加剧；2010年后近郊和远郊就业中心发育更为明显。职住比最近10年变化不大，远郊局部就业吸引力增强，城市南北部之间的职住不平衡更加明显。城市轨道交通出进站比进一步印证了以上职住空间的变化规律。本文以北京市为例，显示了中国超大城市从集聚到分散的变化趋势，对围绕职住空间关系演化规律的功能布局提供启示，也为未来都市圈的市域(郊)铁路建设与轨道交通网络优化提供参考。
社区绿色空间对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是良好人居环境质量的主要表征。从主观意识—客观物象交互视角切入，基于交通可达性、视觉可见性和服务吸引力3个维度，构建社区绿色空间可用性评估模型，可视化其空间分布，识别影响可用性的主要障碍因子，通过对重庆市渝中区两上片区(两路口街道和上清寺街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绿色空间可用性有显著的空间分异格局，沿大规模高密度的绿色空间向外逐层衰减，局部位置交错分布；(2)吸引力是影响绿色空间可用性的主导维度，可达性和可见性具有强化绿色空间可用性的作用；3个维度在空间分布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均衡性；(3)绿色空间可用性不仅受到绿色空间规模、类型和位置的协同作用，还受到地形、视野、可进入性等多重因子的影响。最后形成多维度联合—多因子协同—多类型统筹的“菜单式”的社区绿色空间可用性优化路径，以期促进绿色空间的实际获得感，提升居民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城市是最主要的碳源区域，城市空间形态与碳排放存在密切关联，其发展方式是促进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关键。在回溯城市空间形态认知演进的基础上，总结出“密度—形态—结构”3种城市空间形态的测度维度；基于现有理论，从区域、城市、街区3个尺度梳理了城市空间形态影响碳排放的既有研究，归纳出交通、工业和建筑3条城市空间形态影响碳排放的作用途径及其机制；最后，立足既有研究和规划实践，从框架、机制和实践3个方面提出了双碳目标下城市空间形态影响碳排放的关键议题，以期为我国城市空间减碳研究和低碳城市规划建设提供科学指引。
<正>1.何谓“合美离伤”中华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崇尚“和合共生”。在此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本土规划素来葆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和融合思维，强调多元要素、不同系统之间的融合共进与协同发展，着力创造超越个体的整体结构。面对经济、人口、功能、空间等新变化，规划始终强调新与老、内与外、本来与外来、人工与自然的秩序相合，以空间动态调适为手段，统筹协调和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风景营造、社会进步、文明延续，由此积淀形成了“合美离伤”的营城准则。历史文献中亦有“合异类共成一体”“合则利、分则伤”等诸多记载，均蕴含此番义理。
<正>1.概况夏门村位于汾水河畔，“夏门”的由来可追溯至远古时代，相传夏禹为治理水患在太岳、吕梁两山间狭窄处开凿山口，将汾河水引入黄河，夏禹开山之处即今夏门村所在地。夏门村具有负阴抱阳的山水环境和独特的城堡式民居建筑，距灵石县城约9 km。夏门村的兴盛与梁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梁氏始祖梁福山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由陕西渭南迁入夏门村，最初以农立家，重儒兴教，后来梁氏家族仕宦传家，人才辈出，至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达到顶峰。
<正>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感知学术专班在穗成立3月12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感知学术专班（以下简称“学术专班”）成立大会在广州举行。城市感知是指通过信息技术手段采集与智能分析多源数据，结合人对城市环境的主观体验，全面、动态地监测、理解和评估城市运行状态的过程，目的在于发现城市物理空间、社会环境、居民行为等要素的关联性和动态变化，从而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