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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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个具有复杂巨系统特征的有机生命体。城市更新是城市运行发展中一种人为的机能增强、代谢改善、活力再生、环境性能提升和社区场所营造的正向干预。论文通过引介有机生命体的熵增现象和耗散结构的基本概念，阐述了城市更新与有机生命体新陈代谢相关的基本学理，认为城市更新的关键要点就是要提高城市的复杂性和环境包容性，发挥城市生命代谢对抗熵增作为一个“控制系统”的能力。同时从演进的视角，系统论述了城市更新自工业革命以来走过的三代历程，并从概念、表征、动因、实践多个层面进行了历史和事例支撑的代际演进的城市更新特点分析。最后，结合新近中国城市发展转段转型，对推进城市更新作为主要抓手的实践工作前景给出笔者的观察和观点。
由于政治背景、经济体系、社会结构，以及历史文化等差异的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更新在制度设计与实践运作上呈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本文重在揭示中国城市更新的特殊性，在对比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更新差异的基础上，从“公—共—治”维度探讨我国城市更新的特征与特色问题。研究发现，“公有制度”的机制设计、“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和“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是塑造中国城市更新独特性的关键制度因素，并由此引发了城中村改造、划拨用地更新、直管公房改造等一系列中国相对特有的更新现象和问题。
在地方财政与房地产的双重压力下，国内开展了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探索。文章引入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与八大设计原则，解析了自主更新面临的自组织能力薄弱、规划适配不足、制度供给短缺等集体行动困境。进一步梳理新加坡“集体出售”制度，揭示其如何通过赋权社区自组织、适度规划调整、司法制度保障与市场税收调控，构建了一套破解更新难题的“社会—市场”合作治理体系。结合新加坡治理经验与中国自主更新需求，从三方面提出了自主更新治理优化路径：一是培育与赋能社会—市场力量，建立党建引领下的社区自组织平台；二是合理放宽规划管控，构建适应更新需求的弹性规划调整体系；三是通过制度保障和监督协调，构建自主更新的长效机制。
老旧厂区更新改造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是城市更新行动的主要任务之一。本文基于城市更新财务平衡分析框架，以实地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天津第一机床总厂遗产更新项目在土地收储、整理开发、资产运营3个阶段的资本流动网络与财务平衡模型进行分析与测算。研究表明，包含工业遗产的老旧厂区更新不仅是土地用途转换与遗产修缮利用的建设过程，还是工业遗产土地资本与文化资本价值重塑及变现的经济过程。更新过程中的多元主体组成互动网络，在实现品质提升及外溢价值回收的同时，显现出土地成本过高、公共财政不足与文化资本缺项的财务困境。研究进一步提出探索建立针对土地资本与文化资本变现的创新政策以及受益者付费的财税制度的优化路径。
首先回顾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背景下的地方立法演进概况，着重阐述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后的地方立法实践；然后基于9个案例省市的实践，评述地方立法的重点与创新之处，围绕规划制定与修改、用途管制、规划实施、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4个方面而展开；进而评析地方立法面临的主要难点，涉及立法权限与“不相抵触”原则、授权立法权限的适用边界、“多规合一”下的用途管制与规划实施、地方立法与中央政策的动态调适等问题。最后作延伸探讨，就《国土空间规划法》的制定和地方性国土空间规划立法的若干关键问题提出若干见解和建议。
服务于增量扩张时代的控规与存量更新时代的控规，针对的问题、矛盾及其复杂性差异巨大。本文从现行控规编制内容、规划体系、规划方法与存量更新时代空间治理的适配性分析入手，针对现行控规传统技术路径依赖的突出问题，提出以市场需求、治理思维重构规划逻辑，优化规划体系，探索规划与规则结合、编管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控规编制改进思路，以期对存量更新时代控规由“僵硬管控”向“刚弹结合”，由“技术文件”向“政策、规则、规划的多元组合”转变作出探讨，助力城市更新和存量用地盘活利用。
国土空间规划政策的有效落地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深入剖析政策在地方实践中的困境，对于促进国土空间规划政策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广泛收集地方在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的相关资料，运用文本分析法与扎根理论展开深入分析，发现地方实践困境源于两对核心矛盾：其一，原生问题，即自然资源管理与国土空间规划间的矛盾；其二，次生问题，即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间的矛盾。基于对这两对矛盾的剖析，研究认为国土空间规划政策体系优化应遵循如下逻辑：要兼具空间蓝图引领与公共政策作用，既体现中央战略性又能激发地方积极性，政策体系优化应与时代变迁同频共振。
针对中国近年来密路网街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交通微循环和日常生活环境冲突的“家门口”难题，对密路网街区在中国当代建设语境下的模式优化进行了技术探讨和实验性应用。研究提出了邻里“园街”概念模块，采用立体复合分时共享的交通组织策略，引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园、院空间基因，结合街道眼布局，营造温馨安全的交往场所；以邻里园街引入为基础，耦合日常生活服务设施，优化生活街区路网架构，使得交通和场所需求得到双赢；结合真实城市环境进行实验性落地反馈，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最终形成人情味浓郁的“园街+”密路网街区新模式。
中国境外合作园区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产业协同与空间治理的重要载体，园区规划知识的转移对沿线各国城镇化发展与工业化转型意义重大。本研究基于政策流动理论，构建“代理+本体+过程”分析框架体系，从知识代理互动角度解析规划知识去情境化与再情境化的过程，揭示中国境外园区规划知识转移路径与嵌入逻辑。研究发现：(1)在知识代理与本体层面，发起者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并行演变，知识中介则呈现自主规划趋势，知识转移内容从单一工程输出转向多元发展理念；(2)过程层面，阐述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路径细分类型：自上而下含政府推动下的政策型与专家型转移，自下而上有由企业主导的政策适应与技术输出；(3)当前规划知识转移面临三方面问题：代理层面合作稳定性、协调性不足，本体层面对规划知识转移存在认识偏差，过程层面知识转移适配机制不成熟。研究为优化境外合作园区治理体系、促进政策流动性与地方性有机融合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实践思路。
尽管城乡经济要素的双向流动带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但也引发了乡村空间异化、社会分化与治理外化等新问题。其根源在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后持续存在城乡权力结构不平等的问题。本文引入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梳理浙江省城乡融合政策演进中的三次关键转向，重点分析当前“强村公司”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反向飞地”的空间规划理念转变，并探讨其在政治经济层面重塑城乡融合新格局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要素双向流动本质上是乡村被纳入城市主导资本循环的过程，看似对等的要素对流掩盖了权力结构的不对称；(2)浙江省城乡关系的三次政策转向表明，城乡融合不仅是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要素配置问题，更是资本循环下的城乡权力重构的机制问题；(3)通过将“强村公司”的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和“反向飞地”的城乡规划理念转型相结合，浙江省构建出“乡村资本积累—乡-城反向投资—乡村资本再生产”的乡村主导城市化路径，从而在政治经济维度上推进城乡融合。
黄河流域是中国人地关系矛盾最突出的区域之一，肩负着生态保护修复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使命。本文在构建“空间识别—问题诊断—优化治理”的生态修复关键区研究框架基础上，从生态“脆弱性—稳定性—恢复力”多维视角，提出一套识别生态修复关键区的技术方法体系，并以黄河流域陕西段为研究对象，开展以水为核心、多要素系统综合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研究，旨在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的精准识别与分区分类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显示，黄河流域陕西段生态修复关键区主要分布于榆林北部、延安中北部、渭北台塬区及黄河沿线，总面积达30 756.58 km~2，可划分为开发干扰影响型、环境本底影响型与综合因素影响型三类，应结合地域特征，采取整体优化、协同统筹、分区分类与分级调控相结合的差异化生态修复策略。
<正>1.何谓“扬州模式”扬州因水而兴，因商而盛，因文而雅，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南北大冲，百货所集”的经济中心，正如《尚书·禹贡》所言：“淮海惟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有“扬一益二”“淮左名都”之美誉。纵观城市发展史，自姚合“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到王士祯“绿杨城郭是扬州”，扬州一路绘就“河城共荣、园城一体”的水墨长卷。扬州借水网作骨、借园林为魂，成为我国古代“历经繁华仍与自然共生”的营城典范，也由此形成一种经济繁盛时期动态调试空间布局的营城模式。
<正>1.基本概况石屏在西汉时称为“旧欣”，彝语意为“居住在山麓林水边的民族”。自唐朝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彝族先民掘地见石、聚为居邑、号“石坪邑”以来，距今已有1273年的历史。石屏古城位于石屏县异龙镇，北距昆明200余公里，两个历史文化街区占地62.3 ha。古城格局：石屏古城轮廓较为完整，形如龟状，以州衙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四条正街形成于清代并保留至今，居民各居一方，保持着“一城、四门，四街、二十四巷”的传统空间格局。一城、四门：石屏城“始于明、发于清、盛于民”。
<正>金经昌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盛大启幕12月6日，第十三届金经昌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拉开帷幕。本届论坛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金经昌/董鉴泓/志强城市规划教育基金主办，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承办。论坛以“城乡再生·数智赋能”为主题，汇聚全国规划领域顶尖专家、学者及青年才俊，共同探索城乡规划创新方向与实践路径，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智慧。开幕式上4位致辞专家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围绕论坛主题分享了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