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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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高等教育合作对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具有重要意义，但国内目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乡规划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对华合作情况的研究较少。本文收集并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260所高校所开设的城乡规划及相关专业在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国际合作等方面的信息，初步总结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乡规划高等教育具有整体水平不高、发展差异显著、产学研用分离、西方色彩浓重四大特征。随后，重点介绍了非洲、东南亚和南亚、中东西亚和中亚等地区代表性高校的城乡规划专业及对华合作情况。最后，从夯实研究基础、平衡区域合作、丰富合作类型、建立合作机制、突出合作重点五个方面提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乡规划高等教育合作的建议。
新时代的新城建设，在应对大城市(含超大、特大城市，下同)发展挑战中的作用与规划策略正在发生变化。本文基于田园城市、区域多中心主义、全球城市网络和“流空间”等理论概念，以“基础性”和“战略性”为视角，对国内外新城建设历程作回溯，并对发展趋势作阐释：一方面，新城作为疏解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的“反磁力”中心的作用仍在延续；另一方面，新城的功能亦不断迭代，以至蜕变为“区域节点城市”。鉴于此，本文最后探讨新时代的新城认知更新和规划策略。由于大城市往往具有全球城市的链接特性，而先进生产服务业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和分散两种趋势，可在不同等级中心布局；某些重点新城作为市域的副中心，则可成为全球/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网络中的节点城市。因而，在新时代的规划中，要主动谋划和引导新城功能迭代，发挥新城作为大城市的功能疏解与区域节点城市的双重作用。
在区域协同合作、经济内循环的背景下，从企业数据出发对京津冀城市群真实的经济关联进行解析。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单层网络结构，并将超网络方法引入分析“地区-行业”网络的层内和层间交互、合作和影响情况。结果表明：(1)基于企业组织测度的地区子网络区域内发展差距大、资源配置失衡，北京都市圈和石家庄都市圈地位突出，天津的辐射能力局限于市域范围内；(2)基于资本流通测度的行业子网络中，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影响突出；(3)超网络中的重要行业门类相似，北京、天津和石家庄各区县的相关指标均较高，但行业流出的资本更多地去往北京、天津而非石家庄。这些发现对于促进区域创新驱动协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深入探讨景观格局对生态过程的影响机制，将生态风险评价结果作为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的科学依据，已成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我国最大的菱镁产业基地海城-大石桥矿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综合生态风险指数多元回归模型，形成基于景观格局参数的风险调控规划框架。研究结果表明：(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形成的综合生态风险指数，能够集成多种指标特征，较好反映了综合生态风险状况；(2)以景观格局参数作为变量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对综合生态风险指数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通过敏感性分析能够表征出不同景观格局参数对生态风险的贡献程度；(3)基于生态风险与景观格局的关联机制研究，为空间规划途径的生态风险调控提供了量化依据。本文在景观生态学的格局-过程互馈理论下，提出了一种面向风险过程干预的空间规划设计方法，为矿业城市生态风险的防范与规避提供了一种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规划框架。
基于创新空间集聚创新要素的“场”空间和区域创新网络“流”节点的双重属性，提出创新空间单元概念假设。利用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和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探究广佛都市区创新空间单元的格局与类型，以及创新网络的结构与模式。研究发现：(1)识别出58个创新空间单元，论证了概念假设；(2)广佛都市区创新空间单元呈现“一区多核多点”格局，并可分为创新城区、产业园区、混合型科技园区等三大类七小类单元类型；(3)创新空间单元网络呈现以广州中心城区为核心的“鱼骨放射状”结构，并提炼出大学研究院所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模式、龙头企业集团创新网络模式、体制内企业和机构合作创新网络模式，以及混合型创新网络模式四类典型创新网络模式。
历史上长期的城乡二元制度，使得城与乡在土地使用和行政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使得我国在城镇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功与经验难以复制到乡村建设领域。掺杂有城市规划思维烙印的村庄规划长期存在不实用、不适用，以及与村庄建设、村庄运营维护管理脱节的问题。通过对比乡村建设与城市建设的模式差异，以共同缔造理念为依托，在学界已有实践认知的基础上，提出围绕事权主体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基于村民主体需求的“内生型”乡村建设行动和面向多元主体参与的“自治型”村规民约。按照“村规、村建、村管”的共同缔造路径，提出乡村建设的全过程治理策略，并以浙江省余村村庄规划为实验案例，对全过程治理策略进行了实证分析。
小流域是山地区域乡村聚落广泛存在的空间载体，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里的聚落也开始发生剧烈变动，开始了更为集约的收缩型集聚。为了更好地发现其变化集聚的状态与趋势，对聚落发展提出合理的优化建议与引导，急需合适的评价工具与方法。因此，针对秦岭南麓小流域内聚落斑块零散存在的现实情况，借助“压力-状态-响应”评价模型，提出了聚焦小流域乡村聚落社会-生态健康发展的PSR评价方法以及聚焦关键问题的研究思路；进而以乾佑河柞水段的七条典型小流域为对象，借助核密度估算工具，进行内部聚落空间集聚特征的总结，建构起可进行比较的核点集聚区域、点轴集中区概念；并通过评价参数的筛选，明确了小流域、核点集聚区域双层级PSR评价体系，结合实践提出相关优化建议，也为小流域乡村聚落合理建设探索更科学的研究基础。
城市灰霾污染日益突出，该问题在寒地城市的采暖季表现更为显著，这通常与城市三维形态、污染源、交通、气象条件等关联密切。聚焦于寒地城市三种颗粒物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颗粒物分布和扩散的影响机制及规划应对策略。对沈阳四环内典型主干道路颗粒物浓度开展监测，并借助ArcGIS平台以及街景图片测算城市三维景观环境，采用机器学习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气象、交通、三维景观和污染源四类要素与颗粒物浓度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温度和湿度等气象因子对颗粒物污染的影响最大；绿视率和天空可见度等三维景观因子也是主要影响因素。调控策略包括适当增加街道高宽比，提升界面围合度，天空开阔度以0.5左右为宜，并构建城市通风廊道以减少污染物的聚集和沉积。
中国古代城池结合山水人文自然要素，建立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山水人居防御空间。宋元明清时期汉水江防与川陕鄂防区交相呼应，构建了沿河线性山水人居防御体系。通过对汉水流域城镇防御史进行分期回顾，概述其点线结合、分区设防的选址布局特点，以川陕鄂地区城镇为重点，结合两宋兵书、明清方志城池图等史料，从人居环境安全防御的视角，考证宋元对峙与明清动荡时期汉水流域古城镇的防御格局与空间特征，探究汉水流域山水人居防御环境适应性演变过程，提炼山水人居防御空间营建智慧。这对丰富古代人居环境防御史中地方城市规划经验，推进宋元城池防御空间结构复原，认识明清城墙军事建筑遗产防御空间要素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隋大兴是在一统全国过程中规划建设的新都城。其营建不仅在于都城空间本身，也包括以都城为核心面向整个疆域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演变以及隋大兴的建设背景，认为隋初围绕大兴城在疆域范围、近畿区域、都城形态三个层面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与全国一统进程实际需要相结合的空间政治实践，呼应了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需求，丰富和发展了“大一统”理念在都城规划中的表达，提高了都城在国家秩序建构和国家认同形成方面的作用，推动了隋唐“大一统”时代的形成和巩固。
北魏在扩建都城平城时，为应对大规模移民的聚居问题，采用“方割”为名的规划建设方式，后在北魏洛阳城推行。“方割”的初衷是保证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隔离，但北魏洛阳城的社会空间却表现出“融合”趋势。目前规划史研究并未关注。根据历史文献，将北魏洛阳城的居民划分为胡汉士庶四个等级阶层，以《洛阳伽蓝记》为数据来源。研究发现，各城区都有不同程度的阶层混居；里坊间的阶层差异虽然高于城区间的差异，但里坊内也有民族、士庶、南北朝等不同社会阶层的混居现象。北魏洛阳城的社会空间在统一的“方割”底图上，总体上呈现出城区尺度的居住混合与里坊尺度的居住隔离相交织的结构特征。长期推行的汉化政策是主要原因；汉化政策又通过影响阶层认知和城市规划建设方式，进一步影响了社会融合。其中“方割”而成的里坊，以统一的形制对社会空间分异起到了消弭作用。研究能够丰富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建设史，并为认识城市规划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历史启示。
<正>1.何谓“怀远虑图永利”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素来重视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居建设之长短期利益的统筹协调，强调营城者应“怀远虑”，在权衡长期人居发展与短期经济建设需求的利弊得失时，坚持“久利于民，而为利之大也”的准则，谋久远之计、“图无穷之利”。由此积淀形成了“怀远虑、图永利”的本土优秀营城传统。史料文献中亦有“利赖久远”“用垂久远”“计之久远”“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等诸多记载，皆具此意。
<正>1.古村概况罗家岗湾古村落地处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街道罗家岗村(行政村)，距武汉中心城区约60 km。自明代江西籍罗氏家族迁居繁衍至今，罗家岗湾已有600余年历史，现存古建筑及院落共36处，是武汉市保存最完整、建筑艺术最精美的明清古村落之一。2016年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2018年入选第一批武汉市历史文化名村。
<正>第十届“西部之光”大学生暑期规划设计交流活动结果公布8月11日，第十届“西部之光”大学生暑期规划设计作品专家评审会于华南理工大学举行。本届活动共有30所西部院校、85份设计作品参与角逐。经过专家认真评审，最终19份作品获奖。一等奖获奖作品：《文脉赓续·旧港弥新——基于场景营销理论下的粤电电厂片区复兴计划》；